我市在五邑大学成立华侨华人文化研究院。
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
梁启超是中国较早系统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并取得卓有成效的学者之一。
19世纪中叶后，大量广东、福建沿海居民出洋谋生，与华侨华人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开始引起中国官绅阶层中部分人士的注意。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长期流亡海外。在此期间，他团结引领华侨华人在晚清变局中展现作为，有力推动侨胞对祖国的认同。之后的数年间，梁启超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关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著作，开启国家民族研究和华侨华人学术研究之先河，留下了许多一手侨情资料。他的部分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于今天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和启发。
作为梁启超的家乡，江门如今已是一座华侨之城，祖籍五邑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达530多万人，遍布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海内外两个江门”“中国第一侨乡”“中国侨都”等称誉。当前的江门，正着力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做好新时代“侨”文章，深入推进“侨都赋能”工程，奋力建设面向港澳同胞和世界华侨华人的经济文化合作平台，彰显联系服务全球6000多万华侨华人的侨都担当。
“对话”梁任公系列，本期报道聚焦“侨”，与梁启超先生跨时空“交谈”，带你一起了解梁启超先生与“侨”的交集故事和对“侨”的思考研究。
策划/黄创快 谢敏
统筹/曹乃付 王鼎强 黎禹君
文/张茂盛
图/郭永乐 资料图片
文史与学术顾问/李夕菲
A
维新事业获侨胞支持
江门日报：纵观任公先生履历，戊戌变法失败后您的海外生涯长达14年之久，尤其是在日本时，您在办报宣传主张、办学办书局发展华文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您与华侨华人群体关系如何？
梁启超：日本是我落脚时间最长的地方。在日期间，我创办维新刊物，创办东京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创办并经营广智书局出版新书，目的都是为了开民智、申民权，为国家培育新民，而这三者都是在日本侨商和海外侨胞的帮助下实现的。
以创办于1898年11月的《清议报》为例，其创办经费除自己带去的200金，也有旅日华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人的募集支持。
1899年，我曾在有关书信中说过：“近者与滨中同志计画，思设一高等学校于东京，今得寄附金八千，大略规模，可望有成。然启超此次之计画，其目的专在招集内地之青年志士（以湖南两广为主，他省副之），使之就学……滨中诸人，拟募寄附金六万，然后此校之基础乃巩固，求诸于南洋、米洲居留之人，此企似尚非难。”1899年9月，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创立，此举得到日本横滨华侨曾卓轩、郑席儒等资助。
神户的同文学校，由旅日华侨麦少彭出资兴办，横滨的大同学校也得到日本华商和海外侨胞的支持。
1901年冬，我们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其资本来源是分两次到澳洲和北美向华侨招股所得；印刷则依托华商冯镜如、冯紫珊两兄弟现成的印务事业网络业。
江门日报：后来您在多地开拓维新事业，也多有华侨华人支持的身影。比如您和您老师康有为先生在海外策划发动的庚子勤王运动，把日本、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华侨都带了进来，显示了维新党人团结海外华侨试图“救国”的决心，先生和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之心值得肯定，事迹已载入青史。而有记载显示，先生在澳洲、美洲等地的活动，受到了当地不少华侨华人的热情支持，甚至是来自您家乡五邑乡亲的支持，比如《东华新报》就多次报道您访澳行踪，受到美利滨埠四邑会馆、冈州会馆、“新宁、开平二邑”的热情“请宴”。
梁启超：檀香山有华人约2万人。1899年，我受命前往檀香山活动。当地华侨虽然正逢“白贼劫火”之后，损失500余万，仍为维新事业踊跃捐资，最终募得八九万元，但后来的那场勤王运动功败垂成。
1900年10月7日，我从槟榔屿出发，前往澳洲，通过发表演说，号召募捐，建立维新派组织。在澳居住近半年，我先后访问了西澳、南澳、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四州。不仅访问了各州首府，还应邀访问了弗里曼特尔、本迪戈、巴腊拉特等华侨较集中的城镇和工矿区。我在书信中曾说过，在澳洲实际募捐超过3500磅，还有些许私人赠品，也有你所言的来自家乡华侨华人的欢迎情况。
1903年正月二十三日，我受邀从横滨往美洲游历。在加拿大的行程约两个月。4月后，在叶恩、鲍炽等陪同下，我又先后访问纽约、哈佛、波士顿、费城、纽柯连、圣路易、芝加哥、罗省技利、旧金山等20多个城市，通过宣传、演讲，激发华侨的爱国之情，筹款和发展组织都取得很大成绩。比如筹款方面，我当年7月写信给澳门同仁时说过：“商会股份现东方各埠集得四十余万，将来美洲总可百万内外。”
B
海外游历 带来思想转变
江门日报：这些海外经历除了对维新事业带来帮助，也让您有机会对当时西方政治、经济等问题作考察，并对中国的前途有了新的思考。后世研究认为，正是通过这些经历，您极大地历练增长了才干，成长为中西兼通、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家和实干家。
梁启超：在新大陆之游时，我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移民、外交等问题都作了考察，发现美国民主大选制度各州互相竞争、不惜使用卑污手段的种种弊端，以及美国总统多非一流人才的现实，特别深入调研分析了海外华人社会，发现华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回到日本后，我发出了“至于鄙人之排斥共和，则岂惟演说，此后方将著书昌言之”的启事，其后继续以启蒙教育国民为己任。
在《致伍秩庸星使书》中，我想通过教化提高华人素质，使他们能够被美国人接纳。但在游历北美期间，我对美国社会及美国华人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认识开始加深。较之《致伍秋庸壁使书》仅仅关注国人自身不足，我多了对美国禁华的历史进程及内在经济因素的剖析，并对华人报纸提出的抵制建议表示赞同，这在我的《记华工禁约》有所呈现。
C
维护侨益的 主张和实践
江门日报：今日之江门在实施一项叫“侨都赋能”的工程，其中有一项工作是提升“维护权益”功能，近两年也相继通过加快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布局、推进华侨权益保护地方立法先行先试、建设华侨华人离岸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域外法律查明机构、为海内外华侨华人提供高效便捷国际化的仲裁服务等方面积极作为，以提升侨都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功能。在您所处的时代，维护海外华侨华人权益也面临着严峻现实考验，后世学者通过研究您的著作认为，如何改变海外华侨华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也是先生当时特别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
梁启超：我们前面提到的依托日本侨力创办的《清议报》，“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广智书局致力介绍西学、开启民智，成为维新阵营新书出版阵地，出版图书四百余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华文教育发展，服务了当地华侨及其子女。
在美国期间，我曾经通过与华侨华人的接触，详细了解到美国移民部门实行的“木屋监禁”等欺凌中国移民的手段，所以后来在有关著述中列举过关于美国移民当局苛刻虐待华人的记述，这些确实不见于美国官方法令条文，但却是当年华人移民必须忍受的“潜规则”。后来在《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中，我支持中国人抵制华工禁约，并从国际法和美国国内的矛盾问题角度对抵制华工禁约的合法性和现实可行性作了论证。
我在1899年发表的《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商会议》《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三篇，也表达过对于扶助华侨事业方面的主张。
D
侨情调研的探索尝试
江门日报：任公先生，“侨都赋能”工程中有一项工作是提高“侨务智库”功能，致力推动本地提升华侨华人研究水平，在侨情数据库建设与分析、华文教育、人才培养、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加强海内外侨务新情况新趋势研究，为国家侨务工作汇集侨情侨讯、制定政策、咨询建言提供智力支撑。我们注意到，您对华侨华人情况也有深入调查研究。
梁启超：在旅居海外期间，我当时肩负着筹款和扩充力量等责任，这要求必须对各地华侨华人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通过调查研究，我发现，华侨华人蕴含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在1899年写给家人的信里我曾说过：“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今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
我在考察海外社会基础上写成的《爱国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夏威夷游记》《新大陆游记》《记华工禁约》等论著中都提到，海外侨胞是重要的维新救国力量。
江门日报：您对于华侨华人的研究使用了统计分析方法，注重对资料的多渠道占有与利用。比如您曾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列表详细统计东南亚一带各国华侨数量：“吾民之自殖于彼者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以与土人种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在对美国华侨华人的人数职业分布情况作统计时，虽您自己说是“非有精确之调查，但举其概耳”，但后世研究发现，您当时所得数据已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全美华人职业及收入的基本状况，对研究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商业能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数据支撑作用，并被称为是运用统计方法进行研究的范例。
在当时的交通、信息条件和诸多事务缠身的情况下，要收集那么多资料，相对准确地搞清楚当地华侨华人历史、数量、特点、分布、经济等情况，晚辈实难想象。
梁启超：若仅我个人之力，要完成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经济、社会、历史各方面的调查，确系很难实现的，所以在统计方面要形成一些办法。
在开展调查研究中我认为，一方面要注重关注细节，正所谓：“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
另一个是，要善于采用国外相关领域已有的统计成果。我在《历史统计学》中曾说过：“近来这种技术应用到各方面，种种统计表出来；我们想研究那件事，只要拿他的专门统计表一看真相立刻了然。”比如我曾采用美国政府人口统计结果，分析了1903年之前的二十五年间的华侨流动情况，得知其背后的政策关联，是美国制定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导致中国移民与欧洲移民数量此消彼长的情况。在《记华工禁约》中，我根据美国西部各州所作的二十年来华人数量统计列表了解到，华人二十多年来近2/3聚集在美国西部地区，而这导致美国西部“对于华人嫉妒厌之念更深一层”。
江门日报：我们注意到在研究华侨华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您对史料搜集工作极为重视，也十分丰富。如《记华工禁约》一文，在对资料的利用方面，力求客观全面；论证从历史事实到现状分析，从美国禁令到华人提出的对策，体系完整论证充分；前人之著作，未见有如此完善者。《新大陆游记(节录)》中关于美国华人经济状况的研究，涉及华人职业、收入情况及经商能力等各方面，是比较全面的经济研究。您对旧金山华人团体的研究，既条陈了各团体的类别，又研究了其组织运作情况，对各类型团体的社会影响也做出分析，是比较全面的社会学研究；同时还有很多华侨口述资料。
梁启超：史料搜集是调查研究的重要一环，正所谓“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所以我在从事华侨华人研究时，大量征引国内外史料，并注重华侨的口述资料。
在一篇仅约四千字的短文中，我曾征引了包括《明史》、《明通鉴》、魏源《圣武记》、日本北村三郎《逼罗史》、久保得二《东洋历史大辞典》在内的数种文献资料。在《记华工禁约》中，曾引用中美两国签署的历次关于移民的条约条款，详细地评价了各条款对中国移民的苛刻限制，并逐条辨析了当时纽约报纸刊载、后被旧金山华文报纸翻译转载的《禁逐华人之原理》一文的观点。文中辑录了当时美国华人为反对苛例而向满清政府部门提交的禀稿全文及批驳美国苛例的条陈，将美国华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进行了完整转述。文章最后还摘录了檀香山《新中国报》对禁约的时评。
此外，我从事华侨华人研究时，正是赴美华工故老尚在但人数却越来越少的阶段。由于华工文化水平比较低，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非常欠缺，因此，口述史料的搜集显得格外重要，正所谓“非明著于公布之法律者,惟亲至其地能见之”。通过华侨口述，我了解到许多现实情况，比如在《记华工禁约》中，我记录了“七十余龄之父老，为余述彼初至时美人欢迎之状”；有关著述中，我辑录了距当时还不久远、在华侨中普遍流传的有关婆罗洲“戴燕国王吴元盛”“昆国王罗大”和“英属海峡殖民地开辟者叶来”的事迹，也是对口述史料的利用。
粤公网安备 44070302000670
